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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找敦煌|榮新江:初訪英倫的敦煌淵藪

榮新江
2023-08-17 07:50
來源:澎湃新聞
? 古代藝術 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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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曾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做過題為“滿世界尋找敦煌”系列講座,回溯其從1985年開始赴歐美、日本尋找敦煌寶藏的經歷,除了學術內容亦不乏一路訪問中的感受。該系列講演后根據錄音而成系列文稿,在《文史知識》上連載,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其中數篇文章相繼予以刊發。

《初訪英倫的敦煌淵藪》一文是作者基于對斯坦因所獲敦煌西域文獻的收集整理情況,敘述了1985年對英國國家圖書館、印度事務部圖書館、英國國家博物館等地所藏敦煌文獻的調查成果,以及劍橋之行的收獲。

題記:本系列講座總題目叫“滿世界尋找敦煌”。我曾在1996年出過一本《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》,有一位香港學者寫了一篇書評,在臺灣《漢學研究》上發表。他說這本書里只有學術的內容,至于作者一路訪問中的感受,我們是讀不到的。那么,我今天想通過這一系列講演,把我心中那些澎湃的心情,用我的記憶所及,給大家復述出來。     

大體上按照我到歐美、日本調查的過程講。每一講的結構,先介紹這個地方的收藏,為什么要到這個地方去找材料。然后介紹調查過程,不僅僅是學術的調查過程,也有當時的一些旅行見聞。最后再介紹我的調查對于當年的學術意義是什么,我的收獲是什么。

一 為什么要去英倫

英國有關敦煌的收藏最為豐富,不論數量,還是質量。在我們搞敦煌的人眼里,第一目標肯定要去英國。斯坦因1907年5月到敦煌,他是第一個進藏經洞的,帶走了五大馬車、二十九箱的東西。他拿的寶藏是最豐富的,數量也多,至少比伯希和多一倍。這里有唐朝皇帝寫的敕書,有唐朝告身的正本,還有各種各樣的文書(圖1)。這里有迄今為止全世界最早的帶有年款的印刷品咸通九年《金剛經》,還有各種絹畫、拓本、刺孔、連環畫、針灸圖等等。

圖1  斯坦因從敦煌藏經洞剛剛拿出來的經卷

斯坦因一共有四次中亞探險,他主要走絲綢之路南道,當時英國占據著整個印度,整個塔里木盆地的絲綢之路南道都是英國的勢力,北道是沙皇俄國的勢力。斯坦因對和田地區的古代遺址做了系統的發掘,收獲極其豐富。他在丹丹烏里克揭開了很多寺廟的房間,拿走了大量的繪畫品,其中有一幅是絲綢公主帶蠶種到于闐的故事,旁邊有絲綢之神,有個織機。另外,他還在尼雅發掘到大量的佉盧文木簡,他也收集了大量的印章,這些大部分是希臘式的。

斯坦因第一次探險主要在絲綢之路南道,第二次探險去了敦煌、瓜州,第三次又去了敦煌,還有黑水城、吐魯番。第三次在1913年至1915年,他知道辛亥革命以后不容易進來了,所以他能拿的就拿走。斯坦因第四次探險是受哈佛大學雇傭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已經有古物保護委員會,抗議南京的民國政府給斯坦因護照,最后把斯坦因護照吊銷了,趕了出去。斯坦因前三次都有厚厚的考古報告,第一次兩大卷,第二次四大卷,第三次的報告五大卷。

斯坦因的收獲,吸引著我們這些研究西域、研究敦煌的人,所以我的第一目標就是奔向倫敦。

二 奔向倫敦 

1984年,我作為北大歷史系、中文系跟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的交換生,到萊頓大學學習十個月,我當時是碩士研究生二年級。萊頓大學沒有敦煌卷子,荷蘭也沒有敦煌卷子,但是荷蘭位于西歐中心,到其他國家比較方便。我到荷蘭后,1984年9月到1985年4月,一直在做各種準備。 

1985年4月21日晚上21:25,我從萊頓坐火車到英吉利海峽邊的荷蘭角(Hoek van Holland),登上可乘坐一千多人的圣尼古拉斯(St. Nicholas)郵輪前往英國。英吉利海峽風浪很大,我一下就暈船了。我買的是二等艙,所以趕緊睡了。

第二天六點起床,已經看見英國海岸。船上大部分是歐共體的人,他們拿著身份證入境很容易,聽說對東方人入境檢查很嚴。我后來走過幾次英吉利海峽,被查過多遍,這一次卻非常順利,順利過關,登上第一班去倫敦的火車。九點多到了利物浦街火車站(Liverpool Street Station),然后轉地鐵、汽車,走了幾個街區,找中國使館教育處。到了Drayton Green Road 51的地方,我一看是個賣菜的地方,有個老漢說你走錯了,你找的是 Drayton Green 51,沒有Road。到十一點,終于找到了位于West Ealing的教育處,我有荷蘭教育處劉秋云老師的介紹信,教育處說可以住七天,每天3.5英鎊。這太便宜了,倫敦任何一個地方也找不著這么便宜的住處,我當機立斷買了飯票準備住七天。但是這個地方離英國圖書館太遠了,大概要一個多小時路程,為了趕時間,我放棄在這兒吃早飯、中飯,整個白天在英國圖書館抄敦煌文書,圖書館五點關門之后我去旅游,晚飯也趕不回去。不過我在這里認識了很多好朋友,收獲很大。晚上,幾個人睡在一個大通鋪上,都是不同地方來的留學生、進修老師,大家在一起聊天。有一個人指點我去劍橋可以找劍橋學生會主席袁亞湘,他肯定給你找住的地方。那個時候的學生都是這樣跑的,只要有人報出一個名字,你找到他,他馬上幫你忙,甚至管吃住。 

4月22日是星期一,我辦好入住以后,放下包,洗個澡,換個衣服。我平常是一身學生裝,到教授家里和博物館,換成西裝革履。我下午兩點出發,四點來到了英國圖書館的東方寫本與印本部。我還保留著當年英國圖書館東方部的宣傳冊頁(圖2),封面用了敦煌印本新樣文殊的圖,后來我專門寫過新樣文殊的文章。東方部當時在Russell Square,距大英博物館很近的地方,走過去大概五分鐘。

圖2 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宣傳冊子

東方部有兩個對我非常好的人,一個是馬克樂(Mrs. Beth. Mckillop), 1975年到1977年曾在北大中文系留學;另一個是吳芳思(Frances Wood), 1974年北大歷史系的“工農兵留學生”。我帶著北大的導師張廣達先生給吳芳思的介紹信去找她,她第一天不在,讓馬克樂幫我聯絡。馬克樂當時快生小孩了,挺著個大肚子幫我跑各種手續。我四點到達,說要看敦煌卷子,她馬上讓館員拿出了四個敦煌卷子給我看。五點關門,其實我只看了兩個。第二天吳芳思回來了,帶我進了地下書庫,參觀收藏敦煌卷子的地方,還有收藏甲骨文的柜子,里面的盒子把每片甲骨按照它的痕跡挖了槽鑲在里頭,保護得非常好。

后來的幾天我只要在東方部,她們兩個人就上上下下地幫我,比如說我要核對哪本書,她們就去書庫里找書;我說這一頁能不能復印一下,她們就去復??;最后我實在來不及看完要看的敦煌文書,問能不能拍幾張照片?閱覽室不能拍,吳芳思說到我辦公室來,我就站在她的椅子上,自己拍了幾張。還有我想找翟林奈(Lionel Giles)編的英國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目錄,這本書在北京只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一本,連北大都沒有。我說能不能在你這兒找一本,吳芳思順手在辦公室拿了一本,扣了一個注銷印給我。

以后一周,我每天早出晚歸。早晨坐地鐵,到Russell Square站,買一個面包,一杯咖啡,趕緊吃喝了之后,就奔英國圖書館的東方部, 9:30一定坐在位置上,吳芳思她們就幫我把卷子遞出來,我看完一批馬上換一批。

三 初窺敦煌寶藏

我當時有兩個主要目的,一個是歸義軍史,我的碩士論文叫《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系》,要把已知的重要文書校錄出來;另一個是我跟張廣達先生正在做于闐的系列研究,所以有關于闐的文書,我全部要過錄到手。我在北京就看過斯坦因敦煌編號的所有縮微膠卷,在萊頓又精選了五十個左右的號。英國藏敦煌卷子的縮微膠卷是1953年至1954年日本學者榎一雄在倫敦大學教書時用東洋文庫的錢制作的,后來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據這批縮微膠卷印成《敦煌寶藏》。雖然有縮微膠卷或《寶藏》,但很多看不清楚。

我本子上記的第一件要查閱的是“S.329尾+S.361首?”,后邊寫“趙和平”,就是趙和平和周一良先生在做這個書儀,但他們從微縮膠卷上看不清楚這兩個卷子能不能拼接,我出發前接到張廣達先生的信,讓我來調查。我拿出兩個原件往那兒一放,嚴絲合縫,就是人為撕開的,斯坦因拿卷子的時候可能不小心給裂開了,這種情況非常多?,F在的人有了《英藏敦煌文獻》,有了IDP,完全沒有我們當時研究那種感覺。我們為了解決這么小一個問題,要花著旅費,跨越千山萬水到倫敦去確定這件事,不確定就不敢說。這是我的第一項任務,是我的老師、我的師兄輩的事兒,我必須放在首位。

凡是寫卷上有一點點油污的地方,那些字在縮微膠卷上是黑疙瘩一塊,我們當年是錄不出來的。不像現在IDP的照片,都清清楚楚,錄文沒有任何障礙。比如 S.4654《羅通達邈真贊》就是這樣的情況(圖3A、B)。1992年,我去香港在饒宗頤先生指導下,跟姜伯勤先生和項楚先生合作編了一本《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》。以認字的能力論,項楚在敦煌圈里是最棒的,所以饒先生請他把邈真贊整個兒錄了一遍,之后交給我做第二遍工作。像這篇有油污的文本,項先生本事再高,短短的一篇邈真贊,還是留有大量空格的。1985年我在倫敦把最重要的邈真贊集全部抄過。項先生《羅通達邈真贊》錄文的空格,我全部填上了。我拿了整理后的錄文稿給饒先生看,他頗為驚訝,其實不是我的本事,是因為我在倫敦看到了原件。所以我們這本邈真贊集在很長時間里是最可靠的。

圖3A S.4654《羅通達贊》局部(《敦煌寶藏》圖)

圖3B  S.4654《羅通達贊》局部(IDP圖)

再舉一個例子,S.389《肅州防戍都狀》倒數第三行有個詞——通頰,是一個吐蕃化的部落名字,但過去在傳世史籍里沒有任何關于通頰的記載。唐長孺先生在縮微膠卷上看不清楚這兩個字,1962年發表《關于歸義軍節度的幾種資料跋》時,就打了兩個框。當時沒有通頰這個概念,所以唐先生這么大學問,無從推測,只能畫兩個框。我提出原件一看,清清楚楚“通頰”兩個文字,所有唐先生的框,我都填上了,后來寫在我的碩士論文里。通過敦煌卷子,我們才知道當時河西一帶有個通頰部落,這是新知識,所以后來我單獨寫成一篇《通頰考》,把所有敦煌西域文書里有通頰這兩個字的,漢文的、藏文的,都找了出來。我在萊頓都準備好了,只要前人有錄文的全部復印好,到英國圖書館上手就校。我當時校對前人錄文或自己動手錄的有關歸義軍的文書,還有《上都進奏院狀》《張勝君狀》《陰氏與和尚書》《歸文牒》等等,最前面一件是歸義軍在長安設立的進奏院上給歸義軍節度使的狀,是研究歸義軍的最基本史料。這些校錄成果都收入到我的《歸義軍史研究》里了,《歸義軍史研究》雖然是1996年出版的,里面的文章大概是從 1985年以后陸陸續續發的。這一系列歸義軍研究論文的基礎,就是1985年歐洲考察的收獲,基本上我用的每一件材料,都看了原件。

我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校錄有關于闐的敦煌文書。過去我把英、法、中的敦煌卷子縮微膠卷翻過一遍,用過很大的功夫檢出其中有關于闐的卷號,但很多圖片看不清楚。

舉一個例子,就是敦煌寫本中的《瑞像記》。瑞像記是敦煌莫高窟壁畫榜題的抄錄,其中包括許多于闐瑞像。敦煌中晚唐開始流行瑞像,特別到了歸義軍時期,每一個歸義軍節度使的頭上都是瑞像圖,主要是于闐的瑞像。1986年我和張廣達先生合寫了一篇《敦煌瑞像記,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》(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第3輯,北京大學出版社,1986,69—147頁),就是研究我在英法校錄過的四篇瑞像記,到今天仍然只有這四篇。

后來我利用英法調查的有關于闐的卷子,與張先生合作寫了一系列文章,特別是 1989年發表的《關于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相關問題》(《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》,北京大學出版社,1989,284—306頁),是這次調查成果的集中展現。敦煌藏經洞出土了一批于闐使臣、于闐太子、于闐公主寫的于闐語文獻,關于這批于闐語文獻的年代,在歐美屬于伊朗學的于闐研究圈,有各種各樣的說法,我和張先生一直跟他們打筆仗。后來我想,如果確定了于闐人什么時候在敦煌,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,于是我把在英法圖書館調查過的卷子里提到于闐太子、于闐公主、于闐使者、于闐僧人等都找出來,排出一個年表,把所有漢語文書及傳世史籍中于闐的史料全部抄在上面,這樣就可以看出來,于闐使者901年第一次到敦煌,然后到994年。我這次在英國圖書館校錄的就有《歸義軍油面歷》《入破歷》《于闐僧龍大德狀》《大寶國百辰追念文》《柴場司判憑》等,里面都有于闐的使者或僧侶來到敦煌活動的記錄。既然于闐人在敦煌活動是十世紀,那么于闐語文獻只能在這個時間里頭,前后不會差太遠。這篇文章出了之后,基本上把論戰打住了,依據就是對有年代信息的漢文文書的徹底調查。

這些有關于闐的文章后來都收入我和張廣達先生合著的《于闐史叢考》,最基礎的工作是1985年在英法的調查成果。

我在英國圖書館還有一個收獲值得一提。當時我們所看到的英藏敦煌縮微膠卷的編號只到6980號,其實6980號后還有幾千個號,但是負責編目的翟林奈編不動了,他比定不出這些佛典小斷片,特別是世俗文書的內容,所以留在后面待編目,英圖也沒有公布縮微膠卷。當時我最想知道6981以后的卷子是什么情況,吳芳思給我復印了一個草目,很厚的一疊,從6981到10000多號,上面已經比定了好多,用漢語拼音把這個是什么經,寫在編號后邊,吳芳思她們做了很多無名英雄的工作。她把這個草目復印給我,并說最好能夠找到一筆錢,讓我1987年來半年,把這個目錄編一下,后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。

我當時也拿到了個別的S.6981以后的重要文獻的照片,如S.9123《孝經鄭氏解》,是鄭玄注的《孝經》,這是清朝儒生沒有見過的,這里居然存有兩個殘片。這個照片不是我在吳芳思辦公室拍的,是向英國圖書館正式申請的,他們拍好后寄到萊頓,大概有一二十張這樣的照片。

講了這么多學術的東西,也得讓大家輕松一下。我當年還是個二十五歲的小伙子,還是有玩心的,所以我得空兒,特別是下午五點從圖書館出來,天還沒黑的時候趕緊去玩兒。第一當然要去看白金漢宮的換崗,我當時照了不下十張換崗照片,覺得戴著這么大一個帽子多熱。我還去了Big Ben、西敏寺、圣保羅大教堂、倫敦橋。在倫敦堡,有一個老漢穿著古代服裝一路講各種宮廷故事,最后走到一個小教堂里頭,他說旅游到此結束,我一回頭傻眼了,他的兩個同事帽子一摘,拿著很高的大帽子往門口一站,不扔錢你是出不去的。一般扔二十便士就可以了,可是我當時沒有換零錢,全身最小面值的是一個五英鎊,五英鎊對我來說可在倫敦住一天多,不扔的話出不去,所以我只好痛苦地往里扔了五英鎊。只見老漢一鞠躬說: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!”(日語:非常感謝),他以為這么有錢的一定是個日本人。

四 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英國博物館的收獲

我去的另一個地方是印度事務部圖書館,就在滑鐵盧橋旁邊。4月25日我到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時,首先找滑鐵盧橋,到跟前發現和《魂斷藍橋》電影里長得不一樣,我問一個老漢,他說原來的橋被美國人一塊磚一塊磚地搬到一個莊園去了,藍橋早就沒了。

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原來屬于英國外交部,進館要搜身。這個館原是東印度公司的圖書館,它資助了斯坦因的探險,分得了一些跟印度有關的藏品,比如婆羅謎文、于闐文、藏文、梵文、佉盧文的文獻,敦煌資料主要是藏文。我現在還保留著1985年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宣傳冊頁(圖4)。

圖4  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宣傳冊頁

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管理員叫奧凱菲(Michael O’Keefe),也對我非常好。我當時還沒學藏文,主要看有漢文的資料。我事先寫好要看的號,吳芳思電話里告訴了奧凱菲,我去之后,他已經把我要看的文書全部攤在桌子上,所以我看得非???。最主要的就是一件有關漢地僧人去印度求法的文書,后來我給《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》寫了《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》(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1,955—968頁),就是這次調查的結果?,F在《英藏敦煌文獻》的照片仍然模糊,IDP上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學術的下一站是英國博物館。1973年英國圖書館獨立出來,敦煌文書在英國圖書館,絹紙繪畫屬于美術品,仍然放在英國博物館。絹紙繪畫上也有文獻材料。我作為歷史學者,最重要的是搜集文獻材料。我要調查縮微膠卷里沒有的三件敦煌文書,這三件文書背面有畫,留在了英國博物館。 

4月26日我去英國博物館訪問,因吳芳思事先介紹,管理員龍安妮(Anna Farrer)熱情款待我。她帶我進了一個電梯,下到不知道第幾層,一開門就是庫房門。收藏敦煌絹畫的庫房里,有墻這么高的一個一個大木板子,上面鑲了絹紙繪畫,不是完全固定,抽出一個板子,板子兩邊就是大幅絹畫,釋迦說法圖,文殊、普賢的大幅絹畫都在板子上。這個庫房一般人不讓進的,安妮把板子一個一個拉出來,給我過了一遍,還讓我照了一些照片,然后再到樓上。

在英國博物館,我抄的主要有三件文書,一件是現在命名為《甲戌年沙州丈人鄧定子妻鄧慶連致肅州僧李保佑狀》,是一封信,兩邊有紙畫,是壁畫的草稿圖,我們叫敦煌白畫。寫信的人利用空白的地方打了一個書信草稿。背面整個是一張畫,可以看出畫的是文殊問疾圖,是個草稿。古代的書信寫好要卷起來粘合,頁邊上寫上誰致誰。

第二件更重要,是《乾德四年(966)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夫婦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記》。北大像就是今天莫高窟九層樓里的大佛像。這個文書是966年曹元忠夫婦出資雇人修北大像的一個功德記。它抄在一張絲綢之路行旅圖的背面,我們常??吹降慕z綢之路行旅圖,多是胡人牽馬圖,胡人牽駝圖,這里卻是漢人牽馬圖,漢人牽駝圖,證明中國古代的商人也是往外走的,這是非常少見的。

第三件是一個佛經目錄,它背后也是畫,因為有畫,所以把文獻留在了英國博物館。

這三件文書是縮微膠卷沒有的,我錄入《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》英國博物館一節的腳注里。

五 劍橋拜訪貝利(H.W.Bailey)教授

最后說一下我的劍橋之行。在教育處,有個朋友給了我劍橋中國留學生會主席袁亞湘的門牌號,告訴我你到劍橋找袁亞湘,他肯定給你找住處。1985年4月29日星期一中午12:40,我到達劍橋,找到袁亞湘住址的大門,摁門鈴沒人應,我就去各個學院溜達,看了牛頓的雕像和那棵蘋果樹。過一會我又去摁下門鈴,一直到傍晚的時候,終于碰到一個學生也來找袁亞湘,于是帶我到數學系,找到袁亞湘。劍橋有五十多個中國留學生,袁亞湘打了一圈電話,那天沒人出去玩,也就沒地方住,于是他就發給我一睡袋,說你委屈一下,在我這睡。他準備了些睡袋,為的是接待各路來的留學生。我想反正我就待兩天,就湊合一下在睡袋里頭睡了?,F在我在網上搜了一下袁亞湘,是中科院的院士、數學家,很了不起的人物。

劍橋的貝利教授是研究于闐語首屈一指的大家(圖5),全世界第一號人物。我去劍橋唯一目的就是拜見貝利,什么其他目的都沒有,只要見到這個人就滿足了。我在荷蘭的導師許理和(Erik Zrcher)教授研究中國佛教史,他在劍橋最好的朋友是魯惟一( Michael Loewe)教授,就是《劍橋中國史》漢代部分的主編。許理和給他寫了封信,說有一個中國學生要去劍橋找貝利,你幫他聯絡一下。魯惟一就約了貝利,電話告訴我第二天在他所在學院的克萊爾堂(Clare Hall)見面。第二天我就像古書里的年輕人一樣,提前四十分鐘就在克萊爾堂門外等著他們。魯惟一說他十二點下課,大概還差十分鐘的時候,遠處走過來一個高大的人物,一米九的樣子。我在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報》上看到過貝利的半身照片,我知道這就是貝利。他那時已經退休了,八十多歲,穿著一條快磨破的牛仔褲。貝利原來是梵文教授,1938年發誓要做于闐語,改行做伊朗語了,然后從全世界范圍調查于闐語的卷子,把每一件于闐文文獻轉寫成拉丁文字,然后擬翻譯成英語,再出一本字典、一本語法書,最終完成全部于闐語的事業。1975年因為他對學術的卓越貢獻,被女王授予爵士(Sir)頭銜,地位非常高,是英國皇家學會常年的會長。

圖5  貝利(Harold W. Bailey)教授

我心目中不得了的頂天立地的人物,忽然走到我面前,讓我激動不已,我趕緊上去寒暄幾句。然后魯惟一也來了,我們三個人進了餐廳。按照劍橋的規矩,餐廳里老師在臺上吃飯,學生都在臺下。我們三個人一進去,所有老師站立起來,不管是在吃飯還是在等飯的,都站起來迎接貝利,所以貝利在學界的地位不得了。我就坐在老師們吃飯的長條桌的最頂頭,左右是魯惟一和貝利,這頓飯吃得非常光榮,可惜當時沒有手機記錄下來。吃完飯魯惟一走了,貝利帶我去了他家(圖6)。他家住在郊外,二層的小樓,我當時以為是個圖書館,其實就是他的家。

圖6 作者(中)與貝利(左)及其助手合影

貝利非常善談,精神很好,一下午不停地談他的研究工作,詢問我一些中國出土文物的情況,還前后為我來找書。他有兩個助手,是荷蘭人,見了我也很親切。我的第一篇學術文章是和張廣達先生合撰的《關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》(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,中華書局,1982,179—209頁),因為張先生的名望,被翻譯成法語。所以我當時就是拿著這篇法語文章,還有一篇中文文章送給他,而我出來的時候帶了兩大提包的書。貝利送了我很多書,特別是兩卷本的Opera Minora,是他在伊朗出的論文集,外面沒有賣的,貝利手里也沒有幾本,他當時給了我,我太感激他了。他還給了我Khotanese Text I-III的合訂本,還有 Saka Documents,是于闐語一張一張的圖錄。他有四個大臺子,排著他的抽印本,一共有七十多種。他說你隨便拿,我不管內容一種抽一本,拿了七十多本,最后提了兩大袋的書(圖7)。我從他家走到袁亞湘那里,累得喘不過氣來。我回到北京,跟季羨林先生匯報,說拿到了七十多個抽印本,季先生對我說:怎么不拿兩份!

圖7  貝利贈的部分書

(附記:《滿世界尋找敦煌》是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系列講演基礎上,根據錄音而成的文稿,感謝博物館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細心工作)

【注:本文原刊于《文史知識》2022年第11期,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)】

    責任編輯:陳若茜
    圖片編輯:張穎
    校對:丁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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