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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震澤編》《具區志》里,看明清文士的太湖漫步

吳文化博物館
2023-08-05 11:54
來源:澎湃新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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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州方志編修的傳統源遠流長,明清時期更是誕生了多部取材專精、體例嚴謹的府縣志。官修府志仰仗地方官的批允與資助,記載當地的歷史地理、經濟形態、公共設施、民俗節氣等等,為上級中央傳遞信息。而鄉鎮級的修志沒有固定經費支持,需要地方鄉賢自發收集材料編修、刊刻、出版,這在古代是一項曠日持久、極其艱巨的任務。

古代蘇州志書最多的地區,要數太湖流域的洞庭兩山,而最早的太湖志要從《震澤編》《具區志》說起,這兩部專志可謂明清文士的早期太湖citywalk指南。

元 王蒙 《具區林屋圖》 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誰在編纂方志?——地方精英的接力賽

成書于明弘治十七年(1504)、刊刻于弘治十八年(1505)的《震澤編》是太湖地區現存第一部詳實具體的志書,由時任禮部侍郎的王鏊完成。眾所周知,王鏊是吳縣東山陸巷人,世稱“震澤先生”,在朝三十余年一直擔任京官,從未離開明廷的政治中心。出人意料的是,《震澤編》并不成書于王鏊告老還鄉后,而是與王鏊主修的第二部明代蘇州府志正德《姑蘇志》同期進行。

元 趙孟頫 《洞庭東山圖》(局部) 上海博物館藏

實際上,《震澤編》前身為西洞庭山人蔡昇、蔡洋父子的《太湖志》,南渡東蔡一支以名教自任,素以鄉邦文獻為重。早在弘治十三年(1500),王鏊與婿徐縉拜訪前輩鄉賢煦巷徐友竹時,就詳細詢問友竹先生關于西山地理環境、史跡原委。身居高位的王鏊那時并未得暇修訂《太湖志》,直到三年后父親王琬去世,按喪禮王鏊回鄉守孝三年,他才決心重修志書。

唐寅為老師王鏊所繪《王公出山圖》 ,故宮博物院藏

在摯友楊循吉所作的序中,我們或可管窺王鏊編定《震澤編》的動因:“而公亦睠焉惟桑梓是念不忘,思欲標其所居者之勝,乃用舊志,芟其繁蕪,稍括以文章家法,厘定之為八卷……由是是澤之大,由融結以來,秘而未宣者,率露于公之書,而亦非徒作矣。然始也生賢,本以資世,至是而山水落,若自托焉。

喪父之痛下,王鏊對家鄉的情感非比尋常。此時他居憂洞庭山新第,南望湖山,且耕且讀,重游故鄉又使他沉浸于吳中山水的靈秀獨鐘。此時的王鏊身為高第探花、臺閣重臣,理應以“館閣大手筆”為地方著書,重治鄉邦文獻于他而言是一種責任。至于為何改名志書,王鏊更是給出了他對太湖地區的理解。所謂《尚書·禹貢》“三江既入,震澤底定”,太湖橫跨三州,有三萬六千頃之廣,不能像蔡昇只記錄洞庭兩山及馬跡山之事,過于單薄,而應該講述太湖沿岸一切詳實,于是出現了我們今天所見的《震澤編》。

蘇州景德路王鏊祠 圖源網絡

《震澤編》中有關太湖的論述沿用了近兩百年,清康熙二十八年(1689)《具區志》問世,才修補諸多內容?!毒邊^志》編者翁澍為清東山翁巷人,終生未中舉,能詩文,善結納。他曾從婁東名士吳偉業門下學習,“先生方撰《春秋地理志》,網羅吳中典故”。精研地理的翁澍發現《震澤編》一書“俾洞天福地藉以考名勝、佐游覽焉,至于扼要兵防經濟之學,未之及也”,“猶不免乎依據叢雜,據摭絓漏”,決定重新為太湖編志,“具區”即為太湖古稱。

《具區圖》,引自《具區志》清康熙刻本

翁澍一邊感嘆《震澤編》內容殘缺,但他也不得不拜服前人的草創之功,《具區志》補充蔡、王志未逮之處,即是與前輩鄉賢進行對話,在吳中文脈下共同書寫地方歷史。正如翁澍自序中言:“具區雖蕞爾一隅,山川人物有他郡邑之所罕及者,豈非清寂之氣所錘哉!”無論是蔡昇、王鏊還是翁澍,或官至宰相,或終身布衣,他們都有同一個身份——地方歷史書寫者,為山川作注的抱負貫穿于他們一生,為地方存史的信念也使他們留名后世。

如何安排材料?——編纂者的小心思

明 沈周《西山紀游圖卷》 上海博物館藏

作為一部志書,為地方存史固然是首要目標,不過誰能保證絕對的客觀公正呢?官修志書有避嫌的要求,私修方志的編者宣稱志書符合史實,不過不經意間也會夾帶“私貨”,我們從《震澤編》、《具區志》中或可一窺明中期以來太湖沿岸地方社會一些有趣的細節。

洞庭兩山地處要津,人口聚集,“皆業商貲,重利輕生”。在王鏊、翁澍生活的年代,東洞庭山已經與太湖東岸的武山相連,西洞庭山則是四面環水,只能通過水路與外界聯通。按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記載,東西山“土狹民稠”,稀少的耕種田畝無法滿足稠密的人口,再加上明清極為繁重的江南賦稅,“編民亦苦田少,得耕耨而食”,被迫“商游江南北,以通齊、楚、燕、豫,隨處設肆,博錙銖于四方,以供吳之賦稅,兼辦徭役”。地理環境極大制約了當地的農業生產,東、西山人好貿易、舍本求末也是另謀生路的無奈之舉。

《太湖全圖》,引自金友理《太湖備考》

蔡氏、王氏、翁氏家族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經商道路,利用太湖流域得天獨厚的水道優勢販運棉布、絲綢、糧食,成為聞名全國的洞庭商幫重要支派,先祖王惟貞、翁少山都是當地著名的望族富戶。即便這幾位方志編修者都自小業儒,以文人雅士自居,但家族經商的傳統仍深刻融入到血脈里。更不用說,紙本時代書籍難以獲得,人們取得在地知識的途徑十分有限,因此私撰方志完全依賴于地方學者精英自身的認知。在早期太湖專志中,看似風雅別致的記載,實則是幾代太湖人親身生活的經驗。

首先,洞庭商幫的經商活動最早是從販賣本地特產開始的,洞庭兩山的茶葉、花果、水產都高度商業化,大部分都流入江浙各大城鎮市場,并隨著市場需求不斷調整生產規模。如汪琬《具區志序》中言:“至于魚蝦之利,橘柚李梅果實之珍,蓮茨芋栗菰莼之富,甲于三吳,為商賈所輻輳,艫銜肩負,絡繹而不絕。”因此,在《震澤編》《具區志》中都刻意大幅介紹了東、西山的物產,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的王鏊顯然對家鄉特產很有信心,不惜抬出唐宋詩文稱贊,附增文化價值。如《震澤編》稱“(真柑)其品特高,芳香超勝,為天下第一。浙東西及蜀果州皆有柑,香味、標格悉出洞庭下。土人亦甚珍貴之”。而《具區志》直言“橘出洞庭東山?!侗静荨吩疲洪俜嵌赐ゲ幌?/span>”,都是洞庭物產“營銷”大師。

宋 趙令穰《橙黃橘綠圖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再次,兩部志書《人物》卷記載各類杰出人士,主要根據科第、宦績、文學等類評判。如果我們結合宗族族譜一起來閱讀,就會發現《震澤編》中的“人物”全都來自幾個互相通婚的家族,如翁、席、劉、嚴、王等,與家族聲望相比功名宛如浮云。更有甚者,志書編者在選擇傳記人物時,刻意強調親屬關系,以證明自己在地方社會中的領袖地位。例如《震澤編》“冢墓”最后記王氏先塋,王鏊先祖列入其中?!毒邊^志》情況稍好,但“節婦列女”一節中的女性無外乎出于當時東、西山的世家大族,所謂的女性美德僅限于編修者親屬范圍。

明 文伯仁《泛太湖圖》(局部)故宮博物院藏

編纂者的小心思在早期太湖專志中無處不在,有些條目中的權力建構非常隱晦,讀者一不小心就進入地方精英家族產業的圈套。比如“古跡”卷不應該將時人所建之建筑列入,但《震澤編》在“第宅”中記有得月亭和先桂坊,這分別由王鏊父親王琬和女婿徐縉所建,現世已成“古跡”。

對于太湖沿岸地方社會而言,較早興起的家族在地方修志過程中占有主導權,某種程度上早期太湖專志也是提升宗族共同體利益的途徑之一。明清地方精英接力書寫太湖專志,目標不僅限于揚名家鄉、標榜典范,他們也在加強對過去歷史的集體認同感,代表地方發聲。從商人到儒士幾乎是所有東西山文化精英共同的家族記憶,他們的家族歷史也在百年后被整合進新版方志中,成為地方歷史的一個視角。

何人在閱讀方志?——古人Citywalk指南

現代讀者可能無法想象,一部書稿的完成并不代表著書籍的成型,書稿出版、刻印付梓同樣是一筆不小的費用。特別像這種鄉鎮志,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,書籍的傳播也依賴于讀者,幾乎很快就會散佚。如此看來,我們今天還能見到《震澤編》和《具區志》全本非常幸運,那是因為藏書、刻書在洞庭兩山頗為流行,這也推動了太湖專志的出版與流傳。

明 文徵明《溪山秋霽圖》,繪制消夏灣景致,消夏灣為蔡氏一族世居地,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大多數官修府志擁有它固定的讀者,歷任官員都要借助方志來熟悉他們轄地的經濟、地理等等,雖難成為普通讀者的休閑讀物,卻都留檔保存下來。而鄉鎮志更加命運多舛,如蔡昇《太湖志》就因社會影響力不大早已失傳,相比之下《震澤編》流傳版本頗多。弘治十八年書稿剛成,時任蘇州知府林世遠“乃捐俸請而繡諸梓”,自己資助出版,表面上稱“方興文教,雅意修述”,估計也是想攀附王鏊名聲。同時,王鏊后代也喜刻書,今藏于蘇州博物館的萬歷《震澤編》刻本便出自王氏家刻“三槐堂”?!毒邊^志》同樣由翁澍家刻付梓,這就是今日所見康熙二十八年受采堂刻本。

如上可知,方志的刊印、傳播與學者、官員的影響力有很大關系,多虧洞庭兩山讀書、藏書、刻書風氣興盛,太湖專志不至于失傳。編修者當然希望志書能長期發揮作用,并為忠實的讀者提供可靠信息。然而,不知王鏊和翁澍是否想到,他們的志書率先吸引的是旅行者。

明 王鏊《行書洞庭兩山賦卷》局部,故宮博物院藏

晚明高官王思任泛游太湖,他自述“余讀《震澤編》,慨然有七十二峰之想。已而弇州、太函、歇庵諸游記,則神淫淫三萬六千頃湖波際矣”,可謂是王鏊《震澤編》徹底“種草”王思任,促使他親身旅行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太湖七十二峰”名錄就出自王鏊之手,他分別在《震澤編》卷一、《太湖七十二峰記》《洞庭兩山賦》《太湖諸山記》中反復提及,并不斷完善他心中的太湖名山榜單。此外,王鏊還有一批追隨者,當時吳人文士或多或少受他影響,如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祝枝山、蔡羽、王寵等等,他們圍繞著王鏊家鄉洞庭名勝題寫。翁澍自己就清楚意識到,“山水得文章而顯,文章得山水而傳,是山水文章交相為助者也”,洞庭山水通過書寫得以命名、界定。換而言之,文字創造了名勝。

此外,我們也不能忘卻書畫世界中的太湖。若說太湖專志呈現的則是文本化的湖光山色,寫作地方歷史本身是一個流動、開放的過程,那么畫作是可觀的、可游的,甚至是虛構的。沈周錯過了與王鏊同游的機會,只得閱讀文章想象登高的壯美景象,繪制《洞庭兩山賦圖卷》,圖卷的流傳也將洞庭兩山帶向遠方。

明 沈周[款]《洞庭兩山賦圖》(局部)私人藏

晚明名士陶望齡游玩太湖,他來蘇的緣由乃是“囊年讀蔡羽《洞庭記》,知有是山”。這是一場為了蔡羽的旅行,蔡羽即為蔡昇之孫、王鏊之徒,他的洞庭卷軸上蓋有恩師鈐印。我們有理由相信,陶望齡一定熟讀過方志,并參照方志規劃他的旅程,因為方志匯聚了有關地方名勝的詩歌、游記,也有輿圖、距離等關鍵信息。十七世紀的江南文人無論是否親臨太湖,但他們一定聽說過有關太湖的文學、畫作,如果缺少這些,我們熟知的吳中山水都會黯然失色。

明 蔡羽《銷夏灣記》 私人藏

明 蔡羽《銷夏灣記》 私人藏

明 蔡羽《銷夏灣記》 私人藏

明 蔡羽《銷夏灣記》 私人藏

隨著明中期以來旅行文學、紀游圖冊盛行,這給太湖專志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,以太湖地區為中心的方志不僅是洞庭商幫宣傳特產的“廣告”,更是明清士人的旅游指南。方志是媒介,也是文化本身,這正是書籍的魅力之一。早期太湖專志的編纂幫助地方建立起一種身份,使其融入更宏大的中華文化地圖中。若說官修府志是將某區域融入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中,自帶權威性、正統性,而私修太湖專志把原先未知的“邊緣”地區融入姑蘇傳統時,也將太湖景觀納入到詩詞、書畫世界的秩序中,得以進一步交流、傳播。

世人夸贊洞庭兩山輩出文章妙手,可方志編修者于洞庭的湖山勝景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通過方志,我們得以串聯起百年前的人際浮沉,太湖的一草一木也清晰起來。

(本文轉載自吳文化博物館微信公眾號)

    責任編輯:陸林漢
    圖片編輯:張穎
    校對:欒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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